- 林江泉
“他一定是吃了狮子才变成狮子人的。”笔者4岁的女儿界界无意中看到刘明鉴一系列虚构的狮子人画作后，脱口而出。我注意到，“狮子人”一词应该是来自于孩童的直觉。这句童言似乎对应了艺术家对待物种之间的复杂关系，提示了互为镜像的双方有着实存的秘密和生命共同体内部的紧张关系。
“狮子想当国王有什么好啊？”界界思索道，“没什么好处，还要命令别人。”孩童浅尝的思考似乎走进入了刘明鉴一系列关于物种的拣选和措置的位置，比如他2017年的狮子人系列 《非首选人生》、《静谧的克拉肯》、《三方的窥探》、《善良的墨菲斯》等，他一直对物种的“有限视角”进行绵延性的补充，形成了多角度、多线索和多重时空的辩证性视觉方法论。
刘明鉴没有抛弃前提和预设，他整理过去已知的象征性事物，虚拟现实世界的心理秩序，层出不穷的隐喻重现了柏格森“心理时间”的紧张氛围，显现和隐藏同步输出，恒常与变动共时。他挪用神话世界的象征性，转化现实生活中的物体和物象，内部景观显得摇曳多姿，颠覆及剥离其原有的语境，让其产生新的意义。在观看他变化莫测的场所，你会不自觉地进入另一个自成系统的象征性世界，或与你平行和映证的场域，这个世界里具有但丁的神曲般庞杂的隐喻系统，同时在拯救正在失去二元论基础的象征性。某种内在秩序中的语义持续性多变，能指与所指深远，他似乎想尝试恢复一个神话和寓言的象征世界，每个角色、道具和场景都是他精心输出的一个个象征性类型。
刘明鉴通过虚构来恢复一个象征性的世界，这个世界是完整的。他似乎想虚构一个让你完全信服的世界，经过他的视觉模型检验“一个广义统一的框架”。从他的视觉构成中，虚构是与生俱来的，我们看到艺术家坚定地出示了自己对虚构的信仰，并一厢情愿地，甚至无药可救地相信虚构之所，他相信虚构的现实度、真实性和存在感，如同一个天生的牧师那样，看到所有的神话都以为是真的，即使这个浑然一体的世界是不存在的。其实，他竭力想具现的就是一个被抽离的“不存在之所”。荷马史诗的世界在西方的想象当中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世界。这个世界由神来统治一切，所有的事情都有既定的意义。对于那个世界，被哲学家认为那是一个你睁开眼，你深呼吸或感受一股风都能够知道存在的全部意义的世界。而当下的世界是各种信仰和思潮的交错构成了碎片化模式，绝对的信仰和语言的种类每天都在消逝，上帝也被认为缺席了。但在这个时代里，刘明鉴依然对记忆作出必要性的负责，尝试启动一个史诗的结构和主题来处理复杂纷纭到几乎崩溃的事件：消费主义、数据主权、娱乐至死、暗网交易、流动恐惧、全球CRS、赛博朋克等，即使他知道不能处理这个现实，也在意图的末梢上进行彼岸的观照。携带着破灭底色的理想主义也许就是一个永恒的彼岸观照。你只要在此岸保持清醒，就有光源或点燃机制，这才有可能照亮彼岸。能够接近，也许永远无法抵达，抵达的只是心理现实，并直面稳定的隐喻世界的分崩离析——消费精神灾难、数据监控、坚尼系数攀升等，如同刘明鉴塑造的那些不断滋生的冰晶，随时生长攀升，随时支离破碎，轰然倒塌。
在时间纵深感仍未消失之际，刘明鉴的图像极力成为了脱离原有尺寸的奇特世界，但仍保持其一致性。在某种程度上它变得更具有开放性，而另一方面则变得更为复杂。喧哗与骚动，简单或迷人，这都取决于观看方式。抽象化的注解与图像间的互释状态，异质混成的图像处理手法不断提示图像的秩序化问题。
在一个隐喻的失序，物质高速运转时代里，躁动的人被揭开了动物的面相；单一的器官具有人的行动力；植物、动物和一切事物都成为了有台词的角色。一切事物都变得八面玲珑，甚至面面俱到，进入了一个为讽刺预设的剧场。他所营造的叙事场所是某种高度紧张的片断集合，在深化、篡改和调动图像的文本属性的同时，也悄悄的搅动了图像内部的意义，意义也随之运转起来。很多艺术家试图通过降维的方式来提炼一种符号的景观，以此来对抗躁动的时代。刘明鉴反其道而行之，他没有尝试通过视觉降低时代的加速度，也没有企图凝固瞬间，而是如乔伊斯那样，会通过一个章节来收集城市里各种交错的声音和动态。刘明鉴打开折叠的空间，繁衍纠缠不清的细胞，以繁杂的物象来复刻繁杂的世界。在艺术史上，极少派其实是极多者，极简更倾向于极繁主义。世界本来不需要那么多物象，但对于探寻自我的隐秘和人性破绽的时候也许需要。他深受装饰主义和维也纳分离派的影响，对克里姆特有研究，他以暗藏的速度来回应高速发展的社会；以大量的装饰性来凸显欲望过剩的特征；用更多的物象和丰沛的修辞来消解人类全能的嘉年华。每一个场景、构件、物种的详实出现都试图在还原传教士过往的一天又一天。
被看到的究竟是自我还是面具？还是脸用久了也成了面具？在刘明鉴众多对象输出中我们能看到的只有一种对象，即仪式中的人和物，但他始终和这些对象保持距离。在象征喻体和主体间充斥着秩序和混乱的感知力，在秩序的内部更新语义，带来不存在的物体与场域。美国建筑师海杜克就说过：“如果你进来我的建筑里坐了很久，你还没理解这栋建筑，你就相当于没来过我的建筑。”刘明鉴虚构的场所尝试处理现实社会，人和物在每个场面的深层含义中进进出出，一种喻指在他自身中出窍，完成了“人”的现实转场。
刘明鉴始终以传送的方式实现视觉语言的编排，在一种声音的长度中增强退隐与克制。他设置的人物和道具一直在剧中保持换幕或退场，往前方进行的同时，又预示着向后看，前瞻与后顾成为观看他的方式，思想动态始终在图像中徘徊，他画面上的喻体——大章鱼那无休止的触须持续在运动，伸向虚无或回到自身。
刘明鉴的章鱼意象是干预心理的动态，随着无休止的变幻而变化，使人们的情绪与八爪鱼更加吻合。每根触角经过慎重的人类心理学思考。他的章鱼原型来自于有着神话定义的挪威海怪克拉肯（Kraken），也可指向“瓦尔基里章鱼”（Valkyrie Octopus），又称“女武神章鱼”。克拉肯是挪威民间传说中游离于挪威和冰岛近海的海怪。这个传说对应真实世界中巨型章鱼袭击船只的记忆，是渔人与大海搏斗的经历和缩影。女武神同样来自北欧神话，她们可以飞越战场，为战死的英雄们提供新的生命。这个传奇曾经被德国作曲家瓦格纳改编成歌剧，也被一群纳粹军官用作谋杀希特勒的暗语。而瓦格纳和刘明鉴在意大利留学时研究的古斯塔夫·克里姆特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女武神章鱼与瓦格纳息息相关。瓦格纳从不同主题和主导动机衍生出和声与音乐，十分复杂，女武神章鱼也是如此，它集合了种种纠缠不清的梦魇，涉及多样的问题和意义类型，触须共同构成了一件隐喻有效的作品。章鱼的触须意象是刘明鉴整个图像实践中的重要指向，这为他2020年之后被我命名为“缠绕物系列”的作品埋下了连续性的线索。触须的纠缠不休得到了他不断的深化，演变成一系列与触须“一多对应”的缠绕物——一种不明朗的发展态势和时代的困顿。
2020年之前，刘明鉴对图绘性、视觉定义、叙事与反叙事有着深刻的探寻，在视觉的深度中营造场所和主旨。疫情年之后，他似乎放大了之前繁杂场所的局部，创作了卷草、被束缚的翅膀等作品，这些作品出现了透明薄涂画法，多层次透明画法，或者书写方式。实际上，他的视觉构成一直有着当代水墨的基因。他初期的图绘场面中，背景的处理注重偶然的流动性。他2020年之后的新作系列上，每一笔都是有迹可循的，自动性的笔触，每根毛的迹象都能一一显现，这反而以即时性来加重了他一如既往的繁复性结构，成为他描绘深埋过去的痕迹的一种，始终处于一种混合性的时间模式之中。不能被识别为具体之物时，他运用流动性的水墨来处理继续抽象化的问题。
从繁复的场景到单一的主体输出，或放大和缩小大场景的局部，刘明鉴一直在更新他的视觉叙述模式，充分发掘图像自身的异在潜能。《兰鸟》、《野蛮》、《银灰色荆棘》、《荆棘与彗星》、《仪式与浪潮》、《女神像》、《血色琥珀》、《放肆》、《卷草》、《金莎》、《瞳》等作品出现了荆棘缠绕飞鸟和胜利女神、纠缠不休的章鱼触须、盘绕的卷草、光线环绕的金莎（Ferrero）和瞳孔等构成了“缠绕意象”。继续“意义类型”上相异的构成物，以一种非有机的方式混杂于一个主体中，使它们进入到一种戏拟（parody）的状态。诡异的图式和隐喻感进入到一种预设的意义构成之外，而不止于之内。出乎意料的缠绕为观看提供了深度化的集合气息。在《荆棘与彗星》系列当中，画面出现的是鹰的翅膀，注解为“彗星”，艺术家揭示了看似没有关系的事物往往环环相扣。彗星可以视作是鹰的飞行的一种喻指，而翅膀被交错的荆棘所困更能透出对飞行的渴望。鹰和带翅膀的女神经过荆棘不断的缠绕，重复的接触持续更新和改变了“我者”，也改变了他者的领域边界，在捆绑的同时又将破碎的自我弥合。在世界隔离期间，艺术家更注重间隔与世界联系从而达成内省的在场，人们被隔离于千里之外，但不同地域之间的距离因一种自省反而更近了。在《金莎》系列中，刘明鉴重新丈量了他在意大利的生活：“国内叫金莎（Ferrero）的巧克力广告集优雅与浮华于一身，提示了我所向往的地中海。后来我去了原产地意大利，发现表里一致的Ferrero，依然有着一种美好、甜蜜的向往感。”生活在原产地，Ferrero近在咫尺，依然存在距离。他的回忆构成了他的视觉自传。“缠绕物系列”是他在时间序列上取多个截面，他在这些截面上同时选取样本观测，构成了视觉样本数据，同时，他在阶段性的时间节点和多个截面上持续检验自己和周遭。
刘明鉴的水墨系列“星辰”与“混沌与微光”似乎是他从早期的猫科动物系列的流动性背景中移植出来，具有一种图解的文本属性。他在精细的图像语汇中解脱出来，不以型为出发点，用不具体的墨象记录形而上的状态。水墨实践中看似“无定义的状态”对应了他架上绘画中细化并“重新定义”隐喻系统中的每个事物。两种媒材，架上是他拥有的控制论，水墨是他以某种程度崩坏一种结构。他通过“渗”的过程形成繁密和多变的肌理，并透出混沌世界中的光源和星迹，重复出现视觉隐喻夹杂着心理幻象的痕迹。不确定性和流动性加剧了画面主体的陌生化过程。他平衡了内部和外部，始终把媒材保持在一种中间状态。墨的状态在不同在层面上可浅可深，是他过去耐于入微的“图绘”经验的一种默化，他甚至排除掉美学过剩的干扰，进入了非客观的纵深区间。
埃尔文·罗斯利用博弈论的数学工具来改进和修补运转不佳、支离破碎的庞大体系。包括：肾脏捐赠匹配网络、学习与工作分配系统等。刘明鉴的多物种博弈是一种序列之谜，他与真实的世界博弈，也在试图进入一个复杂的系统——物种的话语权不再那么政治，而是对世界的万能的思辨。
罗斯认为：过去，经济学理论一般是没有实用价值的，都是解释已经发生的事情，一般也只是定性的，很难像物理学或者工程学那样精确并可以计算。但这种情况会因为博弈论的应用而改变—今后会出现一个新的学科—通过应用博弈论。刘明鉴通过他的理论化的视觉语言在改变已经出现的物种和正在发生的事情。
从物种基础到他虚构的结果，刘明鉴把复杂的物种世界变成一个更复杂的模型，而不是常态中的把复杂简化，从复杂到更复杂。实际上，他也是在复杂的世界尽力让事物简洁，他输出了一种不言自明的视觉模式。
刘明鉴的艺术实践是一种博弈论。博弈论是研究活着的生命（包括人）之间冲突与合作的学科，所谓合作与非合作的划分，并非说非合作博弈只研究冲突而不关心合作问题，而是合作博弈更强调，博弈者能够通过纵横捭阖的结盟导致什么样的结果，至于如何达成有约束力的联合协议，如果大家心知肚明，就不必像非合作博弈那样去过多考虑其过程和细节。譬如所谓的核(Core)，如同非合作博弈中的纳什均衡，就描述了一个各种结盟行为最终的进行结果：这是一个具有某种稳定性的局面，它不会被某些博弈者通过进一步的结盟而击破。
沙普利的合作者戴维·盖尔有本书叫《蚁迹寻踪及其他数学探索》，其书名中的“蚁迹寻踪”启发了我对沙普利的评价：没有上过一节经济学课程的沙普利是他自己对自己安置的方式，他以另一种经济学存在者的显踪出场，这是他在椅子的另一边与世界之间形成一种榫卯结构的契合。《蚁迹寻踪及其他数学探索》讨论了“为什么某些用分式定义的序列只产生整数”，“怎样才能让两人通过电话玩扑克，还要保证对手不爱欺骗”、“一个有两千年历史的学科的几百个新定理：何处是尽头？”等许多有趣的数学问题。观看刘明鉴的作品就是在寻找物种一切行为的踪迹，即使是在他的水墨系列中的混沌世界中也能感受生物的存在，这最终会成为一场数学探索吗？
戛纳双金棕榈俱乐部成员中的电影导演今村昌平是一位动物主义大师，《楢山节考》给人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动物世界 ”——大量的动物镜头，以及人处于残酷环境中的本能，这个本能就是动物性。在《鳗鱼》中，今村昌平则让人类性承认和回归动物性。刘明鉴所营造的欲望和人兽一体透出今村昌平的信息。人具有人类性，但同时又具备动物性；人的思维人类化，动作却动物化，这是无法改变的，但在刘明鉴的视觉模式里开始改变。每当我重看今村昌平的电影，我都会想起预言家和作家罗伯特·希勒（Robert J. Shiller）。自2000年以来，希勒先后出版了多本影响世界的经济学通俗读物，成为了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动物精神》一书的开篇说道：“要理解经济如何运行，弄清楚如何管理并促进经济繁荣，我们就必须关注能够真实反映人们观念和情感的思维模式，或者说动物精神。如果我们不承认那些重大经济事件背后基本上都有人类心理方面的原因，那么就永无可能真正弄清楚它们的来龙去脉。”可惜，大多数经济学家似乎不谙此道，因而他们对经济事件的解释经常有很大的误差。刘明鉴的“动物精神”一直在试图修补人性的系统故障。
《动物精神》里所描述的经济走势和人的精神抛物线：一些人想当然地认为，个人的情感、感受和激情并不重要，经济事件是受神秘的技术因素或反复无常的政府行为驱动的。实际上，正如《动物精神》所揭示的，这些事件的起因其实比较常见，只借助于日常思维就能发现背后的机理。在生物进化中，每种生物在繁殖下一代时，都会出现基因变异。物种为了适应迅速恶化的环境，必将产生过度变异。罗斯托的心理因素分析法就是人类“欲望更替”的分析方法。他认为，人的欲望更替是经济成长阶段依次更替的动力之一，具有与主导部门“反减速斗争”同等推动作用。因此，他把心理因素分析方法与历史阶段分析法和主导部门分析方法结合起来，用于论证他的经济成长阶段论。历史阶段分析法、主导部门分析方法和心理欲望分析法是三位一体的，构成罗斯托经济分析方法的基本内容，体现了罗斯托经济分析方法的基本特征。
刘明鉴似乎描述我们如何陷入困境，以及我们要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才能走出困境，他的系统似乎设了一个紧急出口。我们对现实生活的感觉、对自我身份的认同以及对自身行为的看法，是同我们自身和他人的经验交织在一起的，这些经验可以汇集成一个国家甚至世界的全部，并在记忆中发挥重要作用。被人们所忽略的感受和经验，作为一种精神向导的力量在刘明鉴的实践中获得了幸运的“储藏”。
刘明鉴的庞大系统出示了我们总是生活在博弈之中，总是在进行博弈。如果想把事情分析透彻，就必须用博弈论表述出来，这样就能知道改变游戏规则时会有什么样的结果。让·梯若尔的贡献之所以伟大是在于很难用若干代表作来概括，但万变不离其宗的是博弈论的思维方式。其对各种"不完美"市场的分析,以及对作为解决方案的激励机制的研究,全面推动了经济学科的走向。让·梯若尔是这样总结博弈论的主要思想和为何致力研究对策论的：博弈论研究人与人之间、组织以及国家之间的相互作用。我们用博弈论这种工具把相互作用公式化，并由此开始思考政治科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许多问题。我们所作的工作是给出一些工具帮助我们了解一些情况的含义。刘明鉴的物种奇幻景观始终是博弈论与整个世界结构的一个庞大的隐喻系统，他在重复中更新。
刘明鉴的假设与推想源于他出色的虚构能力，设定假设、设定检验和偏误处理似乎都在他的视觉虚构中。常态分布的墙纸花式图案与物种不可观察的隐藏变量交错在一起，似乎在通过他的视觉来模型检验一个广义统一框架。他似乎针对思考的部位提出了框架性讨论。画面上，与对象保持距离的每一个细节与他的思考模型一一对应，或一多对应，并详细地通过每个构造的物种询问每一个假设的理由。
思考模型的基本假定是先验的，它在预测变量之间的关系，其不能解释的部分就是不可观测、随机和偶然的。从史学出发，刘明鉴始终保持着思考和词语上的独立性，他的实践极大地加深了我们对与消费有关的各个方面的问题的认识，他在具体的个人选择行为与总体的经济结果之间建立起了联系。
视觉的话语唯有自我指涉，保留一种结构感，抗拒自身中潜伏的麻木才可能提示世界的真实性。具有政治学隐喻的虚构场景似乎是一种制度的构件化、图式化和场景化，刘明鉴悄悄的介入，对一种制度进行“再描述”。从制度外沿和内部对其进行观察，这意味着所有的制度不是唯一可能存在的制度，在对这一制度进行再描述时，出示了他将其与其他现实的或想象的制度进行比较。差异意味着选择，选择意味着批评。他的图式化“批评”源自于已经深深浸入我们的伦理预设。每个构建物和图式都是批判过往的有力思想武器，艺术家的看法基于哲学本体论的认知而来，使主流的思考处于更加危险的境地。刘明鉴的转变是伴随着其视角从微观向宏观的转变，在矛盾之中去反思历史的先天预设，无懈可击的形而上也带来了第二个他。
“时间来不及了，我不能再用比喻了。”刘明鉴有意以过剩的修辞方式摒弃一些带着修辞的复杂模型回归实证。唯有从复杂的程序开始，最后落实到一个间接的抽象理论方能解释复杂而真实的社会，真相因比喻而受损或流失，每一个比喻都会从失败走向失败。刘明鉴的虚构以价值观、主观的判断和客观的分析连在一起构筑而成，他的虚构的实践回归到语言的“可信性”，恢复语言的真实性。他揭示真实世界，直接说出事物本身。虚构不是与世隔绝的，而是为了更好地对应现世，唯有对他的视觉文本予以足够的重视和深刻阅读，才能深入了解他隐藏在每一个笔触间的本意，他的思考作为能量媒介直指显性景观的隐性问题。刘明鉴的图像属性具有建筑复杂性与矛盾性的多层语义。对于走出人们通常的认识界限，并冲击无法言喻的事物，人们在方法论中发现：介于记忆和经验中的情感根源与在形式手法之间的一种能动的警觉。对意识的震颤，视为事实的东西在记忆中变成了奇迹。当观者收到冲击的信息，以词语“跳动”告终，这是神秘的核心；同样“跳动”把多种同质化语言作用归结为一种声音。具有阅读性是让图式发出声音的一种可贵的精神。人们相信，只有沉默的声音才是永不消逝的声音，它永远有待“被发生”，刘明鉴的图像就是这样的发生，他的景观面向与日俱增的不确定性，把一种内化的、破碎的景观学置于多尺度错位的“景观重组”中，对真实世界做出了深层的理解，析出可试探远近的视觉辨识度和认知复杂度，在幻觉与具现之间保持了平衡，产生了现实的说服力。陌生化理论在他的综合性视觉文本中得以浸入，而不会削减其感知力，使每个人都能够在有限的空间内获得多样的、去熟悉化的日常体验。
信息化给人们带来了彼此间的隔膜呼应和虚拟比照，同时，人们在生活中共同担任的角色感又产生了扁平化，这是因为我们真实的日常在过剩的信息量中进入知识焦虑，从而出现了一个“无词讲述”的景观。生产过剩的视觉机制脱离现实，有时像一门止步不前的科学，其理解阐释现实的能力甚至发生了退化。刘明鉴的图像意涵是一个硕大无朋的共同体、有着近乎宗教团体的虔诚、倾向于忽视与理论不相匹配的结果，已经变成只有假设的巨魔、小鬼和以太（Aether ,物理学家假想的物质）的存在。一个向内生长的对象，在所有过于依赖中可能存在一种“通用失败模式”。基本上，“荣誉”归于那些处在前沿的人物，而非正确运用模型描述现实的人，消解英雄主义的刘明鉴世界似乎在挑出现实的骨头。
在视觉研究中，记忆一直仅依靠对象检索的总量，而刘明鉴则从个体开始，先“加总”所有的个体，再推断整个思考模型的特征，这里的一个关键是思考线索的可得性，他的实践在发现理论上的行为和视觉显示的行为之间的偏差，并把这种偏差放大或缩小，这是他在非主体输出中的假设与变量。
刘明鉴的物种生成的是场所，在场的物种是场所的一部分，也是他作品构成的主要部分，人是移动的场所，人通过汇集特定场景的各种意义，建筑得以超越物质的需要。这是通过建筑与场地的现象学的、经验的结合而得来的。个人对建筑的真实知觉试图在构建出一种是人能够亲身体会或引导人们对世界进行感受的契机。那么，建筑所呈现出的现象是如何为人们的知觉所感受的呢？如果将刘明鉴的尝试对可以为人们的知觉所感受的现象作总结，包括了纠结其中的透视学的空间、色彩透视与光影、定格与时间片断、夜空间、细部与声音、作为现象镜头的光影、知觉和经验、空间的心理矛盾，这些统称为“现象区”的元素正是刘明鉴实践中的现象纠缠不清的总和。他的实践进入了“现实区间”或“可将各种事物融合于一体的物理范畴”。现象学的潜力在于，作为空间实践的出发点，它能以更加尖锐的方式面对“生活愈发人工合成化”的现状。现象学的经验能够与新技术兼容，那些技术能够创造新的体验机制。环境里所包含的物理的、心理的、世俗的各种因素，都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的。刘明鉴所虚构的场所同样是一个体验复杂现实的集合。
当我翻着《动物精神》，脑海中不经意浮现今村昌平于1961年集合了横须贺市内近一千头猪来拍摄“动物精神”的镜头，同时，一幅幅刘明鉴的作品在显现《猫科动物的微笑》、《理想型》、《三分之一刻的风景》、《万兽先生》、《水晶塔》、《苍穹之下》......
从猫科动物系列、缠绕系列和星辰系列，在刘明鉴个人的时间轴上互为关系，我们从中看到艺术家清晰的发展脉络。从时间、地点、角色到信仰的经验，所有这些都在一个叙述形态中，实构与虚构兼有。刘明鉴把奇观再度转化为结构复杂、设色繁杂的装置般的奇观，探索了关于身份、性别政治、宗教、阶级和民族的问题。时间与遗忘的重重矛盾被他带到超历史的叙事之外。历史并不能自动保存或者自动呈现。形而上的沉思和历史检索在他的图式中得以论证。
在刘明鉴的发轫之作中，他带来的神话世界中有狮子人、荷鲁斯之眼、海怪的触须等。2020年后，他带来了一系列“缠绕意象”——象征巫、怪、妖的海怪、飞鸟等，这些危情意象和险阻状态的连续性出现似乎掀起了“尤利西斯”这座建筑的一角，你得以窥视其中。乔伊斯从12岁起就熟读希腊罗马神话故事，他十分向往奥德修在海上历经千辛万苦最后回到家园的故事。奥德修海上历险的故事始终令他难以忘怀。英国散文家查尔斯·兰姆于1808年出版的《尤利西斯历险记》给乔伊斯以创作的灵感。在该书的序言中兰姆写道：“尤利西斯的故事除了人以外，还有独眼龙、海怪、海神、巫婆、巨人、妖女等等。他们象征着人生外在的力量和内心的诱惑。这些具有双重意义的艰难险阻是任何一个有智慧、有毅力的人必然会遭遇的”。兰姆的这段话可以说对日后乔伊斯构思其传世巨著《尤利西斯》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尤利西斯是一部尝试把荷马史诗《奥德赛》重写一遍的书，《尤利西斯》共有十八章，除了前三章是乔伊斯风格的正常叙事以外，其他每一章都采用了不同文体，如纯意识流、新闻体、抒情散文、百科问答等，笔者在这个结构中找到了与刘明鉴驳杂的视觉构成的一些对称性的信息——他持续地把各种场所的事物构成了一个不存在的地方，即使他对单一对象的输出，也进入了这种驳杂的形式和绵延的场景。柏格森认为，在时间中流动的我们的人格就是绵延的自我；绵延的自我就是一种记忆的连续的生命。柏格森的生命绵延影响了意识流世界里的乔伊斯。《尤利西斯》是一种强加在连续性流动的叙述之上的史诗，一切有机地向前发展。布鲁姆一天的普通经历与《尤利西斯》的历险以及希腊版本的《奥德赛》有着同样的史诗效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一部关于当下普通人的一部巨大的史诗。刘明鉴的实践正在打开这部史诗。
看不见是一种局限，看得见也是一种局限，观看刘明鉴，也许需要选择闭上眼睛，不断完备局限， 挑战不可及的观看模式。他的视觉的语法能否再译《尤利西斯》？从刘明鉴2016 从意大利米兰布雷拉美术学院视觉艺术绘画专业获研究生硕士后回国至今的艺术实践脉络，可以看到艺术家在疫情之前与之后的演变。哪一种观看方式才能进入“尤利西斯的窥视”层次呢？6年的实践也许可以视为“一天”——被压合成一天内发生的单一事件，刘明鉴通过非人类和非物体向人们展示了一出人类社会的缩影式剧作，去叙事化地记录了一个人一天的日常生活和精神变化，由此揭示了世界的危情重重与此消彼长，英雄与懦夫的共存以及荒诞与沉闷的同现。
在刘明鉴营造的场所里，似乎由磁场和魔力联结、糅合成一个个形态超出常人想象的非客观世界。绘画的将来不是绘画的？我们不能够创造一个为了将来的绘画？绘画的历史观点同当代的思考都没有提供一个切实可行的起点。专注于图像实践的刘明鉴也许给出了不确定的修订过程和提示性的意识。
2021年8月12日-2021年9月8日于广州珠水南隅